不管个人的能力再大,也必定受大气候的限制。他在那所鲜花满园的学校里,只学了一年多的初中课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之后数年中,项明春和他们那一代人一样,基本上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却混得了高中文凭。

  高中毕业后,他怀着对学校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到家里,无所事事,整天下地干活儿挣工分。在他这个年龄阶段里,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可在深山沟子里没法找到书读。他有一个邻居叔叔,虽然认不得几个字,却喜欢在春节期间买些小册子之类的小本子,多年下来,颇有积累,他就经常钻进这个叔叔的家里,把数年的《农家历》读了又读,把在纸缝中、边角处刊登的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如“二十四节气”、“生活小窍门”等,背诵得滚瓜烂熟。特别是到了夏夜里,他睡在生产队里的麦场上,仰望星空,对深邃神秘的宇宙充满好奇,对知识充满无限的渴求。

  那时,大学并没有停止招生,但不需要考试,用的是推荐的方式。被推荐上学的人也不叫大学生,而时髦地叫做“工农兵学员”。项明春出身于世代农民之家,没有过硬的关系,上学指标又极其有限,一个公社每年不过推荐七八个大中专学生,生产大队如果能够争得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还不够大队干部的子女消费,他就以为自己此生与大学无缘。

  一个农家的孩子要想进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参军、上大学这些让年轻人做梦都想的好事儿,根本轮不到他,他连这样的美梦都做不出来。当他父亲、母亲卖了一头猪,筹集了一些钱,张罗着为他找一个媳妇,好延续香火时,凑巧大队初中缺一名教师,学校校长逼大队领导想办法,说马上就要开学了,没有老师开不了课。“将”军之下,支书和其他干部们坐在一起盘算,几架山、几道沟找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胜任的识字人。支书心里本来已经打算安排一个人,却说不出口,一个干部提醒支书说:“某某不是刚刚初中毕业吗?”这个某某就是支书未过门的儿媳妇。支书就对校长说,想让儿媳妇顶这个“缺儿”,校长说什么也不答应,哪有初中毕业教初中的?这样会毁了你们这山里的一代人!他提示说,有一个叫项明春的刘集高中的毕业生,还在家里干活,我听说这个人程度不错,可以胜任教学工作。支书还不太了解项明春这个穷小子,让校长缠得没有办法,终于下话说,你要教师,两个人都进去!校长说,行!只要项明春能够进来,其他人我给教革办说说。于是,项明春就糊里糊涂地撞进了大队学校里,成为了一名民办教师。

  有道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当民办教师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差事,教学相长,给了项明春一个自我学习、自我塑造的环境。他有一个同事,是一个老教师,看他接受新事物很快,就有意帮助他,偷偷地给了他自己的许多存书,让他研读。教学之余,他就伴着煤油灯苦思苦学。学校每月发给他的用一千毫升毒药瓶装的煤油根本不够用,好在备课本、笔墨还是敞开供应的,他就把三个月才发一次的几元钱津贴全部用在了点灯上,求知欲望十分强烈。每天熬到深夜,越读越有兴趣,就这样不停地读呀写的,把眼睛熬得通红,两个鼻孔熏得流漆黑的鼻涕儿,在妈妈心疼的嗔怪声中,汲取了许多丰富的知识营养,感觉到世界的博大遥远,心早就飞出了大山。同时,因为他有一定的文采,经常被公社抽去,参与了公社里不少典型材料、展览馆词、大批判文章的撰写,笔头子练得很有些功底,不久,他就在家乡的人民公社小有名气。

  1977年恢复了高考,由于知识界、教育界多年沉寂,人们对高考充满期望,万众瞩目。喜讯传来,千万名年轻人报名参加高考。项明春心情振奋,坐在那戒备森严的考场中,忘记了世界的存在,面对试卷,就像见到了无尽的宝藏,恨不能全部掘为己有。他尽情地倾泻着自己这些年苦学的知识,但毕竟所学的知识有限,并不能把所有的试题答完,让他心中充满遗憾。可是,不料想一篇《毛主席纪念堂在我心中》的作文竟然获得了中原省唐都市考区的最高分。消息传来,在丰阳县成了口头新闻,人们街谈巷议,他因此扬名远近。

  他去县城参加体检时,和带队的教革办领导一道去理发店理发。一群风姿绰约的年轻女理发师,一边欢快地忙碌,一边兴奋地议论着,为本县出了个“高考状元”而自豪。他听了觉得好笑,又不敢相信说的是自己。带队的老师指指他说,你们说的状元就在这里。这些女孩子立刻惊乍乍地欢呼起来,争相过来一睹“状元”风采,把他看得满脸通红。给他理发的那个漂亮女孩也兴奋得满面通红,活儿做得更加细致认真,理一个人头发用了差不多两个人的时间。

  谁知名气与运气是两码事儿,名气传出去了,并不见得运气好。因为当时的政审十分严格,凡是写过大批判文章的年轻人,都被打入另册。江南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他,竟然被有关部门扣了下来,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二年,他又以高考的好成绩过了录取分数线。这一年的政审已经不太严格了,但他到了这时,早已变得心灰意冷,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读书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信条,已经不复存在。他暗自下定决心,今后再也不写什么“狗屁文章”,所以对文科毫无兴趣。他根据自己理科成绩比较突出的特点,填报了卞州大学物理学专业,竟然被录取了。

  毕业后,组织上本来要把他分配到省直一个研究单位工作,他跑去看看,打听一下,那是个很破败的单位,连个正经的研究项目都没有,为数不多的科研人员在那里半死不活地闲熬着,搞不了事业搞内讧,让上级和本院领导,甚至周边群众都感到头疼,名声很臭。其中一个科研人员推心置腹地告诫他:“千万别来,你要是真到这里来,那就算是瞎眼了!”这让他感到心里凉了半截。他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本来就持怀疑态度,说什么也不愿在那里修行。但那时属于硬性分配,组织上有个规矩,允许你事先提出个人志愿,但组织上一旦定了,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为自己重新找单位颇费周折。也许自己曾经当过民办教师,对教育、教书有深厚的感情,也许是急于回乡和自己日夜想念的未婚妻孙秀娟结婚,也许是自己那个钟爱教育的恩师极力劝他,“从长远看,教育是最好的职业”,也许当时教育上最需要充实教师,当他向组织人事部门提出要回到本县当教师的申请时,他们竟然爽快地批准了,很快给办了改派手续。同学们对他的选择大惑不解,但人各有志,也就随他去了。因为他的未婚妻孙秀娟就在一所普通高中所在地刘集镇的农行营业所工作,他就留在了这所普通高中当了教师。

  教了几年书,他成了全县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好教师。按说,他应当安贫乐道,不再有什么新的追求,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使他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怀疑,他对教书这一行当不再那么痴迷,却也没有什么办法离开教育战线。

  那时候,“臭老九” 突然一夜之间变香。在一段时间内,大批在“文革”中没有地位、备受折磨的知识分子鸿运当头,这批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传奇般地成了宝贝:一般教师可以火箭式地当上县委宣传部长;一个穿戴土里土气的农业技术人员,摇身一变就做了抓农业的副县长;一个政法大学毕业的办事员突然就成了法院院长。他们这一批人,踌躇满志地走上了领导岗位。有了坐轿的,就得有抬轿子的,县委办也要充实新的更高学历的人进去。项明春这一茬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中专毕业生,是进入这一层次的主要人选。他的那点小名气,竟成为他能够进入县级中枢机关的基础。但是,要把他调进县委办公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历了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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